大西北网12月2日讯 作为文物大省，截至目前，我省备案的博物馆数量达到了221座，馆藏文物100余万件(组)，达到等级以上珍贵文物10万件(组)。每座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那么这些“镇馆之宝”是什么呢?在绝世珍宝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从今天起，本报记者带您走进博物馆，并从中选取代表不同器物类别、不同朝代的“镇馆之宝”，去探寻国宝的前世今生。
从2001年开始，教材多元化改革就已经启动，推行至今，极大地丰富了中小学的课堂内容。但在教材编写、审查、选用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乱象：一些出版社不惜以违规甚至违法手段抢占市场;有些地方出现了选用质量不高教材、频繁更换教材……最近，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强化行政监督、选用透明化、惩处有效化等举措，力图治理教材之弊。教书育人离不开教材。其实，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始编写刊刻中国历史上刊刻最早的“教科书”——熹平石经。到了唐代，为了彰显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保证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当时的朝廷就将《周易》等12部儒家最重要典籍刊刻成石经，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高考教材”。如今，这国宝级的文物熹平石经残石和开成石经作为镇馆之宝，珍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熹平石经》—最早石刻教科书
“《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是中国历史上刊刻最早的一部石经。据记载，石经刻于46块高一丈、宽4尺的长方形石碑之上，共20多万字，因仅用隶书一种书体刻成，所以又称‘一体石经’”。据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专家介绍，鉴于儒家经籍辗转传抄，发生不少谬误，东汉熹平四年，由议郎蔡邕主持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至光和六年告成，历时九年。
然而，《熹平石经》立后不久，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始遭破坏。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石碑却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都运往长安，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至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收集残存石经时，已几乎毁坏殆尽。
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后又陆续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两地发现一些零碎残石，至民国时期在太学旧址时有残石出土，达数百余块之多，据统计共8275字。新中国成立后又发掘和收集了600余字，总计共有8800多字。自宋代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文人学者收集、传拓石经残字以校勘经文、研究书法。现在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分别收藏于西安碑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还有的已流散到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
“《熹平石经》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经学发达等诸多社会历史原因所产生的文化瑰宝。”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原茵说，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熹平石经》对人们校对版本、规范文字提供了准确的范本。同时也对其后历朝历代以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石经精严端庄的字体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资料。
于右任与《熹平石经》的奇缘
说起《熹平石经》，就无法绕过对碑林有着特殊感情的大书法家、收藏家于右任。1918年于右任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他为陕西的历史文物因保管不善或流失国外，或损毁破坏而焦虑不安，跑遍了靖国军辖区各县的大小村落、山野破庙搜集碑刻，送往西安碑林保存。在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之后，他虽然政务繁忙，但寻“宝”之志愈坚。
于右任一生酷爱金石，留心搜集古代碑刻，尤其对清末民初洛阳地区出土的各代墓志情有独钟，他与同样酷爱金石的原陕西省靖国军副总司令张钫曾有默契，凡得北朝墓志，归于右任;凡得唐代墓志，归张钫。上世纪30年代初，于右任因公务到洛阳，在一古董商处见到一块东汉残石，因为难辨真伪，加之交通不便，于是付给古董商半价定金，暂放洛阳保存。1933年，于右任委托杨虎城借去南京公干之机，路过洛阳补给古董商2000元价款，取走了残石，带到南京。收到东汉残石，于右任请关中名儒刘古愚的高足——金石文字考古专家张鹏一鉴定，确认为东汉《熹平石经》的一部分，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乃东汉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蔡邕所书。此后，于右任请人修整石经并于1936年运抵西安暂存文庙。当时日寇已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空袭。受命保存《熹平石经》的省考古会委员张鹏一先是将其埋藏于碑林东院，1939年10月又挖出，乘骡车冒险出城，历尽千辛万苦，将石经运回家乡富平县董南堡村，吊挂在家中一口枯井内，并要求家人不准随便开启井盖，不准走漏消息。1943年10月，张鹏一病逝于家中，临终前一再嘱咐家人要悉心保护石经，一定要完璧送归于右任。抗战胜利后，张鹏一之子张午中惟恐石经发生不测，写信给于右任一位好友张文生，希望其将残石尽快设法运走，后来这位故友将《熹平石经》残石运至陕西三原县民治学校，不久又转运到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1952年，陕西文管会派人从三原运回残石，重新安置于碑林，结束了其13年的漂泊生涯。
《开成石经》—最早的“高考教材”
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第一展室，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石碑阵。这里矗立着114块高大宽厚、气势恢宏的石碑，上面镌刻的是一整套中国儒家经典。这就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开成石经》。
公元830年，唐文宗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介等用楷书分写，花费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的《开成石经》，由114块巨大的青石组成，每块石碑有2米多高，它们比肩连接，绵延百里，两端有石柱夹护。碑上共镌刻了650252个字。内容包括了儒家最重要的12部典籍。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由于唐朝当时的印刷技术不发达，与考试有关的儒家经典专著供不应求，很多人只能用传抄的方式来记录这些名著，很容易造成各种混乱和大量笔误，也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当时的朝廷之所以兴师动众地做了刊刻石经这么浩大的一个‘文化工程’，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所以有人说，《开成石经》是中国最早的‘高考教材’。”西安碑林博物馆馆长赵力光说，《开成石经》刻立之时，已经到了晚唐，大唐帝国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纷争不断，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石经刻成后过了38年，便爆发了黄巢起义，中国又陷入了唐末、五代的战乱、分裂之中，而《开成石经》则与古老的长安城一起，面临着历史风暴的冲击。
自“安史”叛军攻占长安后，长安连续几次受到破坏。唐昭宗天佑年(公元904年)正月，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朱温劫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并肆意毁坏长安宫室和民舍。至此，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留守西京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从防御考虑，放弃原有外郭城和宫城后，《开成石经》就处于荒郊野外，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韩建和后来的刘郇陆续将这些碑石移到了城内的文宣王庙内，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西大街社会路一带。由于那里地势低洼，对保存经石不利。于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运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又将那里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
复活中国版的《圣经》
古本之终，今本之祖。为了弘扬和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由西安碑林授权监制，文物出版社出版，陕文投集团，陕西文物复仿制品开发有限公司策划投资的“中华文化元典《开成石经》大型文化典藏”于近日正式出版。此次出版的《开成石经》以馆藏民国精拓为底本，并由碑林博物馆18名专家及文物出版社资深古籍编辑专家历时两年完成。同时，项目获得2013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这是国家级最高荣誉。
“《开成石经》大型文化典藏是石经刊刻1180年以来第一次原大影印，完美阐释了中华文化复兴与传承的重要意义。”据介绍，该项目选用有“纸寿千年”之誉的古法手工宣纸复制，墨透纸背，保存周期逾千年。在设计制作形式上，分为古雅经折典藏和线装典藏两种。古雅经折典藏以古人习用的防虫蛀、不易变形的桐木板为封护并配以精美书函，可藏千年而不朽坏;内页采用最为考究的经折装帧及挖裱工艺，其流程包括三十余道程序。线装珍藏每一册封面均采用天然蚕丝织成的蓝色耿绢，一册线装书的制作需要经过二十余道古法装帧工序。装帧传统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元典《开成石经》全球限量发行。
“《开成石经》不仅在碑刻史和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为后人研究儒家典籍，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版本，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国之重宝。由于1556年关中大地震造成石经断裂，完整的拓本已经很难找到，目前碑林博物馆出具的拓本属于关中段氏‘翰墨堂’收藏的民国精品拓本，从拓本的完整度到装帧都为上品，因而保证了《开成石经》资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西安碑林博物馆党委书记强跃说，《开成石经》这套影印册的出版，无疑有利于中华原典的保护和传承，对西方而言这将是中国版的《圣经》，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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