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网3月25日讯  据华商网报道  彬县七旬老人邓兴彦因自家的承包地被附近煤矿排出的废水污染了，不能养鱼，当年茂密的芦苇荡也不见踪影，他手持和村上签订的承包合同，还有县公证处做的公证书多次找煤矿、小章镇政府和彬县相关部门要求补偿污染给自己造成的损失。

 

　　但是，路村村委会和小章镇政府调查时，有一些村民称邓兴彦以前确实在这个叫村里沟的河谷地修过鱼塘养过鱼，不过近几年他没有养鱼，也没有投资其他项目；可是也有一些村民却承认邓兴彦在这儿养鱼，并签字画押。不管别人怎么说，邓兴彦始终坚持认为这块地是自己的承包地，应该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补偿。

 

　　今年2月26日，当他又一次来到县政府要求见县领导时，和小章镇民政干部兼路村党支部书记叱干锐发生争执，最终躺到了医院。

 

　　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因为开矿引发的矿民之争，屡屡发生，有人据理抗争，有人大打出手，也有人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管结局怎样，都显现出当地煤炭开采造成水土污染、村民房屋裂痕、塌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老邓“认死理”民政干事挥老拳

 

　　74岁的老人邓兴彦目光痴呆望着病房的天花板，此刻，病房里探望病人的亲友和换药的护士人来人往发出的吵杂声，他没有任何反应，输液管里的药水已经流淌了21天了，6000多元的医疗费已经花光，妻子杨绒绒打电话让女儿筹钱，到现在还没有一点音讯，老两口四目相望，只能发出无助的叹息……

 

　　邓兴彦老汉的倔强和“认死理”在他们老家路村甚至小章镇都是出了名的，据他本人说，自从2009年7月，在他家的承包地附近的文家坡煤矿路村风井施工排水后，为了给自家的15亩鱼塘和芦苇被污染讨个说法，他像秋菊打官司一样，拖着衰老的身躯，四处奔波，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事情的爆破点就发生在今年2月26日的下午，“那天，我和老伴到彬县政府督查办询问我的事情什么时间能得到解决，督查室的人告诉我说，主管领导不在，让我先回去，有啥事以后再说，我家离县城30多里路，来一次不容易，我不想走，人家就通知路村党支部书记叱干锐做我的工作劝我回家。”

 

　　其实，当天早上8点多一点，邓兴彦夫妇就赶到县城了，和前几次一样，这次又是无功而返，他不想就这样回家，眼看到了中午吃饭时间了。在彬县县城办事的小章镇民政干事兼路村党支部书记叱干锐接到小章镇办公室电话，让他去县政府把老邓接回家。

 

　　叱干锐接到通知后，就赶到了现场，劝邓兴彦回家并按督查室通知的建议准备安排他吃饭，邓却说他头晕不愿意配合，叱干锐就坐电梯自己先走了。到了下午上班时间，邓兴彦夫妇又上楼去县督查室“找领导反映问题”。下午3点，叱干锐再次接到镇领导通知，说邓兴彦又返回来了，他不得已又坐电梯上去做“劝说工作”。可邓兴彦不听劝，他认为叱干锐说话不算数，多次“晃荡他”，把他哄回家后就不管事了，他坐着不走。叱干锐事后回忆说，“邓兴彦就骂我，还诬告说三年前我偷了他的老花镜和他老伴的镯子。”而在记者采访时，邓兴彦说叱干锐也骂他了，而且骂得非常难听，于是，两人便发生了冲突，最后叱干锐一拳把邓兴彦打倒在沙发上。

 

　　尽管无人可以还原当时的场景，但彬县医院的入院记录和诊断“患者邓兴彦，以被他人打伤后胸痛、气短4小时之主诉入院。急诊科以胸部闭合性损伤收住。入院诊断：1、胸部闭合性损伤。(胸骨窝处软组织轻度充血、肿胀有触痛。)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

 

事发后，叱干锐打电话把路村村主任郑元平叫来，平息事态，邓兴彦在妻子的搀扶下，搭小公交车到县医院看病。他们老两口一个躺在医院急诊科救治，另一个忙着打电话，四处筹集医疗费。

 

　　维权索赔谁该为老人的伤痛担责

 

　　如果不是发生那场意外，也许就没有后边打人事件的发生。1984年，邓兴彦承包了户籍所在地路村小流域治理合同，其中有一个15亩的天然水池，池边栽树，池内养鱼，周围的芦杆(俗称芋子)晒干了编席子卖钱。家里贫穷的日子开始逐步好转，他还承担起村护林员的任务，但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1990年，正在巡山护林的邓兴彦在夜幕中开枪走火，误把一个村民打死，被判刑7年。家里没了主心骨，从此，鱼池无人管理，变成了废土坑。等他从监狱中出来，想养鱼没有经济条件了。

 

　　邓兴彦说，2010年，当他在杨凌定好了10万多尾鱼苗准备蓄水养鱼时，却发现彬长矿业集团煤化工分公司文家坡煤矿把井下和生活污水大量排入他家的鱼塘，使鱼塘严重污染，冲进污泥近3米深，鱼池坝被冲毁，池边树木倾倒，鱼池已经无法使用，他家承包的几亩芦苇地也无一幸免。当地煤炭业的崛起，给村民带来的却是一场灾难——村子附近的火石咀矿地下巷道施工形成采空区，造成全村多处房屋出现裂痕，刚建成的房屋，瞬间变成了危房，村路断裂、麦田山坡大量滑坡。邓兴彦和老伴多次找矿上、镇上、县上要求赔偿，始终没有结果，最终矛盾激化，被打住院。2014年2月27日，事发后第二天，邓兴彦的儿子邓征征到辖区彬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随后，办案民警对案件进行了调查。“人家让我先看病，然后再进行处理，可到现在我等了快一个月了，还没有个结果。”躺在彬县医院外科进门处的病床上邓兴彦喃喃自语。2月28日，邓兴彦委托自己的儿子邓征征找人把他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彬县小章镇纪委对此事展开了调查。3月21日，记者在彬县小章镇政府采访时，恰好当事人叱干锐外出办事，没有见到他本人，但从小章镇纪委3月5日做的“谈话笔录”看到，叱干锐并不承认自己动手打人，他说“我没有打他(邓兴彦)，当时督查室的同志可以作证。他用手把我拉住，我上高中时打篮球小拇指受过伤，他把我的小拇指拧疼了，我往外甩了一下，他就说我把他打了，我没有理会，我出去到外边楼道了。”

 

　　叱干锐认为，邓兴彦是借题发挥，有意扩大事态，“年前他就让村民李月堂给我捎话，让我给他开证明，证明他有鱼池和芦杆，如果我不给他开证明就把我弄倒。所以，我认为这次(打人事件)是他给我设了个圈套。”3月22日，彬县城关派出所高副所长告诉记者案件已经调查完毕，“叱干锐在两人发生语言冲突时，打了邓兴彦一拳”，由于此事为一般的治安案件，派出所依据程序进行调解，但双方争议太大，没有达成协议，他们将上报彬县公安局法制科，由法制科根据案情作出处理方案。七旬老人被打，只是冰山的一角，显现的是当地煤炭开采造成水土污染、村民房屋裂痕、塌陷所造成的利益之争。

 

　　记者在彬县采访中了解到，煤矿同村民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冲突。一方面，煤矿矿主想顺利开工，尽量减少对环境污染的赔付；另一方面，生命财产安全难有保障的村民想尽快得到补偿和搬迁，相持不下便产生了矛盾和纠纷。随着企业生产情况和市场的变化，农民与煤矿的利益对比也发生了变化，而政府在处理这些矛盾与纠纷时，又往往感到缺乏法律依据的支持，总是陷于没完没了的被动协调之中。企业的每次让步，几乎都是煤矿与村民博弈的结果。一位产煤乡镇的干部戏称自己是救火队员，大部分工作是在化解矿主和农民之间的纠纷，说这话时，他显得非常疲惫和无奈。

 

　　在房屋错落有致、阡陌纵横的路村村落，高高耸立的风井塔架如鹤立鸡群，圈起的围墙里不时传来机器运转的轰鸣声——陕西彬长矿业集团文家坡煤矿正在施工，而在煤矿围墙后边十几米深的沟壑，矿井排出的废水缓缓流出，记者远远看去沟道的地里荒芜一片，只有几棵树木孤零零的站立在那里，在沟壑旁边的崖边出现滑坡，一大堆新鲜的黄土沿坡而下，形成一个扇形的坡面，那就是地下开矿造成的后果。

 

　　路村一组村民、今年50岁的邓征征用手指着正下方废水流过的地方，他说“那就是我们家的承包地，我爸当年在那养鱼，旁边是芦苇丛，春天来了鸟语花香，夏天，我们到这儿游泳戏耍，现在被污染了，无法再恢复了。”说着话，这个憨厚的中年人，眼睛流露出淡淡的忧郁。

 

　　在一旁的村民李月牛深有同感，他说“地被征了，水污染了，地下采空了，房子出现了裂痕，往后咱的日子怎么过呀，邓征征和他爸邓兴彦是为自己也是为我们村民讨公道呢。”

 

　　据村里一位知情者说，文家坡煤矿租用了他们村70亩地，租期40年，每亩年租金800元，村上每年收租金5.6万元。矿上排出的污水对村子肯定有影响，村民对此有意见，但矿上已赔了村民一些钱。

 

　　对于村民反映文家坡煤矿污染的情况，2011年7月，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省上主管领导重视，由省环保厅督办，对该企业进行了重罚，文家坡煤矿从此开始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3月22日，记者在彬县环保局采访时，该局办公室答复：“文家坡煤矿于2010年开始建设，目前仍处于建设期，尚未正式投产。2011年，(媒体报道后)该矿建设了3个水泥沉淀池并加药(絮凝剂)，建成生活污水处理站并正常稳定运行。目前，井下废水处理站正在建设，土建基础工程已经建设完成。”对于文家坡矿是否通过环评？彬县环保局答复：文家坡煤矿环评报告书由国家环保部审批。2014年1月，陕西省环境评估中心对该矿进行了环评审批现场核查，现已经进入环评审批程序。

 

　　和邓兴彦十几亩地的污染相比，路村村民房屋被毁坏的惨状更是触目惊心。记者顺着路村村委会门前的公路来到路村一组和二组的分界地，在公路北边一组村民邓总印家的南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墙根一直延伸到墙顶，最宽处竟然裂开了五指宽的缝隙，房屋无法住人。

 

　　路村村民赵月虎自己给人打工、开车，好不容易攒下了11万元，再加上贷款4万元、借款2万元。2013年七八月间，投资17万元盖起了12间平房，不料刚搬进新房，屋顶就出现了裂缝，“新房盖好了，却不敢住人，总觉得提心吊胆的。”路村三组房屋损坏最严重的有4户，其中郑全应家8间房屋受损；四组郑长印家三间房屋裂缝，非常严重；二组李亚芹家五间房屋出现裂纹，门楣上用木柱顶着，而在她家门口台阶上有一条蛇状的裂纹，很难修补。

 

　　邓兴彦家也是重灾户之一，他家土木结构的房屋，是1994年建成的，三间房住着祖孙三代10口人，房屋出现裂痕成危房，没钱翻修，也申请不下庄基，只能在后背墙顶着两根木柱，对此状况邓征征无奈地说：“住这房子真不踏实，生怕出个意外，尤其到了下雨天，睡觉都得睁只眼睛。”

 

据当地村民说，全村有500多户居民，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造成原因可能是中达集团火石咀煤矿在地底下开了1000米的延伸巷采煤引起的。记者在小章镇采访时，该镇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县上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因为牵涉群众的安置、房屋损失评估，然后再酌情搬迁赔偿，所以还需要等一段时间。3月22日下午，记者到火石咀矿的总部中达公司采访，希望了解详情，但遭到门卫再三阻挠，最后联系到了该公司办公室负责人史主任(音)，对于火石咀矿采矿是否造成村民房屋损坏裂痕？史主任说，这个他并不清楚让记者到彬县采空办去，这事由他们负责处理。

 

　　记者到彬县政府办查询采空办隶属哪个单位？政府办的同志让去县国土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但地灾办工作人员王同志说，过去由于地质变化造成村民房屋损坏这一块，确实归他们调查统计管理，从2013年年底开始，移交给煤炭局采空办管理，他们只是协助采空办联合调查，他让记者到煤炭局那边去了解情况。下午3点半，记者到彬县煤炭局采空办却看到大门紧锁，煤炭局办公室的人解释说。采空办的人都下乡搞调查去了，随即以局办公室主任出差、记者没有给宣传部打招呼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煤炭开采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会带来环境的污染和利益的博弈，邓兴彦和村干部发生的矛盾争执，尽管只是一个个案，但在一些采煤区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2009年8月18日，有媒体报道彬县蒋家河煤矿未取得国土部门的用地批文；配套洗煤厂的污水竟未进入“已经启用”的污水处理厂直排向山沟；矸石场因为周边的村民拾捡煤块而频发安全事故。即便如此，如今这家煤矿却已经进入矿方所称的“设备调试”阶段，拉煤车已经在矿区外的公路上排起长队……2010年7月29日，彬县城关镇白厢村77岁的朱斌超家的窑洞，因为附近煤矿采煤，致使窑洞出现严重裂缝和塌方。同年6月，他进窑洞准备抢出粮食时，被突然塌下的黄土块砸伤了腰。7月23日的一场大雨，更让他的窑洞成了危房，他搬进了镇上发的帐篷里。据记者了解，除了白厢村2组的30多户村民以外，白厢村3组还有100余户村民的房屋也出现严重裂缝。记者在该村村道旁，看到当地三家采煤企业在地上埋下的标桩，几乎每隔50米就有一个。2013年5月26日晚11时，位于陕西省彬县城关镇的一家煤矿门口发生一起矿工围殴当地村民事件，造成多名群众重伤住院。(据《中国经济导报》报道)2014年2月26日，小章镇的邓兴彦与村干部发生争执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如今躺在病床上的邓兴彦就像一架老化的机器，经医院检查，除了胸部闭合性损伤，他还患有颈椎病、慢性支气管炎、右腹股沟斜疝等病症，这对于他贫穷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对于其他病的花费，估计也不会有人替他买单的。目前，彬县小章镇纪委已经对此事展开了调查，该镇纪委书记表示，按程序等彬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作出处理之后，他们再拿出处理意见。

 

　　煤炭发展和群众的利益之争

 

　　从彬县县城出发到小章镇的路上，透过车窗，记者不时看到沿途的煤炭和水泥基地，不用质疑这个昔日贫困县的华丽转身，煤炭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当地村民也尝到了环境污染、地质采空下陷带来的苦果。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呛人的煤灰气味，令人窒息，当日气温已接近夏天，但司机不敢开车窗。

 

　　汽车从矿区驶到土塬上，呛人的煤灰味渐渐消失，沿途是绿色的麦田和稀疏的苹果园，经过小章镇街道时，记者看到沿街的门面房大多空置，当地农民以农业为主，年轻人大多到外地打工，村民收入并不多，而煤炭业的兴起，招工下矿，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但也有一部分人，把企业当成了唐僧肉，在合理的诉求下，也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请求。

 

　　对于记者的采访，那些煤炭企业，要么大门紧闭，要么层层设障，不愿面对煤炭采空后，给村民带来的损失。

 

　　众所周知，彬县资源丰富,物产众多,是煤炭生产和果业生产大县。该县位于陕西省第二大煤田——彬长煤田腹地,境内炭储量32.4亿吨,占彬长煤田总储量的一半,是全国煤炭生产重点县。目前，全县拥有煤炭企业8户，生产矿井11对。2012年，彬县工业总产值完成207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99.34亿元，占彬县生产总值比重为72.9%，对彬县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84.5%，拉动经济增长17.4个百分点；实现销售产值193.41亿元，产销率为97.9%。其中煤电占很大一块份额。

 

　　记者在彬县采访中了解到，煤矿同村民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冲突。一方面，煤矿矿主想顺利开工，尽量减少对环境污染的赔付；另一方面，生命财产安全难有保障的村民想尽快得到补偿和搬迁，相持不下便产生了矛盾和纠纷。随着企业生产情况和市场的变化，农民与煤矿的利益对比也发生了变化，而政府在处理这些矛盾与纠纷时，又往往感到缺乏法律依据的支持，总是陷于没完没了的被动协调之中。企业的每次让步，几乎都是煤矿与村民博弈的结果。一位产煤乡镇的干部戏称自己是救火队员，大部分工作是在化解矿主和农民之间的纠纷，说这话时，他显得非常疲惫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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